刘小川品中国文人----苏东坡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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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神宗起用苏轼的心思由来已久,宰相王珪几番阻挠,未能如愿。北宋政坛,王珪是个史家公认的小人,倒不全是因为他在“乌台诗案”中屡向苏轼下毒手。他以见风使舵出名,趋承术炉火纯青。熙宁年间王安石当政,他趋承王安石胡须上的虱子。虱子爬来爬去,神宗也看见了,但没说话。王安石自己察觉了,伸手捉住它,正欲掐死,王珪忙道:荆公且慢,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虱子!安石奇道:何以见得虱子不寻常?王珪说:曾经御览,屡游相须。

这是一则著名笑话。

王珪培植党羽很有一套,有时皇帝也奈何不了他。元丰五年,神宗想让苏轼修国史;六年,想任命苏轼为江宁太守,都被王珪以种种理由拦下。其时朝廷正向北辽用兵,这事就搁下了。元丰七年,神宗动用不轻易使用的“皇帝手札”,不与执政商量,直接下令复起苏轼。复起的第一步,授苏轼汝州团练副使,本州安置。汝州(今临汝)离汴京很近了。

苏轼依依不舍离开黄州。临皋亭涛声依旧,五十亩东坡麦苗青青,雪堂的告别酒喝了一茬又一茬……“我家江水初发源,宦游直送江人海。”当年在杭州写下的诗句,宿命般画出他的命运轨迹。当官就是马不停蹄,这州三年那州两年的,有时候途中走数月,到任只几十天,又调走了。于是有了“宦游”这类词汇,令人感慨万端。

把宦游列入人类学的研究课题,想必很有趣吧?

苏轼一生,宦游四十余年,足迹半中国。

元丰七年春他起程向汝州,陈慥送他直到九江。这位侠肝义胆的眉山青神县汉子,曾从他居住的歧亭七次到黄州看望苏轼,每次往返四五百里。他和苏轼气味相投,都是古道热肠。还有一个眉山人巢谷,值得浓墨重写的普通人,行事很神秘。苏轼倒霉的时候他总会现身,苏轼得意了,他又飘然而去。

这次苏轼赴汝州,巢谷提前数日不辞而别。却交给苏轼一个祖传药方“圣散子”,叮嘱说,千万不可示人,但关键时刻可以一用。苏轼并未十分在意,他这些年收集的药方多了。

几年后在杭州,这“圣散子”救活了成千上万的疫病患者。苏轼万分感激巢谷,却不知巢谷身在何处。

  苏轼现在到了九江地面,陈慥返回,大和尚参廖前来迎接,陪苏轼畅游庐山。山中盘桓多日,诗人哲人合而为一。名山得了名诗《题西林石壁》: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
诗人看山峰却看见人世了。寥寥数语,说尽多少事。

人生就是不断地总结,领悟,参透,千思量万琢磨懂得了一点道理,却已两鬓斑白,再是喜悦也难掩苍凉……

金陵的王安石正苍凉着,变法大业未竟,备受小人折磨,儿子死了,他伤心归故里,隐居于半山,骑驴瞎转,口中不停地念叨着谁也听不清的言语。也许是念叨受苦受难的天下苍生吧,为他的变法失误深自忏悔。

听说苏轼要来,王安石激动了好几天。他亲自到江边迎接,苏轼登岸施礼,说:轼今日野服拜见大丞相!王安石执苏轼的手笑道:礼数是为我辈而设的吗?二人大笑,一句话胜千言,泯去旧日的恩恩怨怨。

王安石苏东坡携手游金陵,促膝交谈不知疲倦。历史,文学,国事,家事,虽然时时有争论,友情却暗生,并且迅速走到阳光下。王安石迫切希翼苏轼卜居金陵,朝廷那边由他说去。苏轼感动了,辗转几处买田,皆不如意,只好辞别荆公。

王安石又送别,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:“不知更几百年,方有此等人物!”

历史巨人的话,分量当然不轻。

认识到苏东坡的价值,王安石是第一人。欧阳修对苏轼的评价仅限于文学。而在王安石眼中,苏轼是政治奇人、学问伟人。

  苏东坡造访金陵期间却发生了一桩惨事:未满周岁的遁儿天折于舟中。王朝云悲痛欲绝。东坡写诗哀号:吾年四十九,羁旅失幼子。幼子真吾儿,眉角生已似……我泪犹可拭,日远当日忘。母哭不可闻,欲与汝俱亡!故衣尚盈架,涨乳已流床。感此欲忘生,一卧终日僵……?年轻的母亲、刚满二十四岁的王朝云,其状之惨,谁也不忍心去详细描述。

也许是丧子之痛,也许是黄州诗意生活的惯性诱惑,使苏轼有了买田隐居的念头。这念头一动,立即招来八方吁请,范镇请他去许昌,王巩请他去扬州,张方平请他去南都……古人讲究千金卜居,千金择邻,有苏东坡这样的人做邻居,真是一种幸福。东坡分身乏术,为难了。老朋友蒋之奇力邀他去常州,到宜兴的一座山中买田,他去了,买下一块可年供八百石谷子的田地。有了这块地,一家十几口,吃饭是不成问题的。他还有退休金嘛。于是两上《乞常州居住状》,恳请朝廷批准。

过了数月,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,他的欣喜溢于言表。书法兼随笔名作《楚颂帖》是此间写下的:“吾性好种植,能手自接果木,尤好栽橘。阳羡在洞庭上,柑橘栽至易得,当买一小园,种柑橘三百本。屈原作橘颂,吾园若成,当作一亭,名之日楚颂。”

这《楚颂帖》与书于黄州的《寒食帖》,是苏轼书法的两大代表作。后者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,真迹。这可是伟人、文豪、书画巨擘的亲爱书法呀,我想到它,心就怦怦跳。如此绝世珍品,能运送到伟人的故乡展出一回么?

  东坡另赋《菩萨蛮》云:买田阳羡吾将老,从来只为溪山好。来往一虚舟,聊从造物游……

阳羡即宜兴,东坡待在这地方,溪山美朋友多,杭州、扬州、金陵等地,朋友往来很方便。活动半径大,日常韵味足,具有相当完整的“生活世界”。它对东坡的吸引是不言而喻的。另有一层,却为朝云考虑:家庭生活安定了,不复舟车劳顿忽东忽西,她或能再生一个孩子,重新做母亲。

东坡为自己、也为家人勾勒了未来生活的图景。

然而朝廷又生大变故,刮起了新政旋风。苏东坡在常州忙着规划诗篇栖居,这旋风移动速度奇快,刮到他头上了,刮得他离地三尺随气流飘荡,手中的规划图不知飞向何处去……

宋神宗驾崩,小皇帝哲宗只有十岁。高太后摄政,改年号为元祜,显示出对仁宋嘉祜时代的强烈向往。

高太后发起“元祜更化”,找谁来辅佐她呢?

洛阳的“独乐园”,一位老者埋头写巨著,转眼便是十五年。他就是司马光,王安石的老对头。关于独乐园,宋人笔记多有描述,它既是史学中心,又是隐形的政治枢纽,各类政要络绎不绝。司马光字君实,人称温公。他是公正而温和的大人物,像王安石一样不近女色,平时有点不苟言笑,但并不呆板。有个幽默故事:他夫人上元节想到街上看灯,临走时跟他打个招呼。他说,家里不是有灯吗?夫人笑道:街上人多热闹,名为看灯,实为看人嘛。司马光眼皮子一翻:莫非老夫是鬼呀?夫人顿时乐了,出门后跟其他贵妇嘀咕,这故事很快传遍了洛阳。

在一般百姓眼中,司马君实几同圣人。他到京城,若是被人发现了,一定会发生交通堵塞。王安石熙宁变法,由于来势太猛而祸及城乡,所以民众对马司光寄予厚望。

司马光组内阁,上表推荐人才,苏轼赫然在册。另一个大臣吕公著,也向高太后推荐苏轼。高太后真是喜上眉梢。喜从何来?她一向对苏轼青眼有加,只碍于神宗,不便插手朝政。神宗一去,她垂帘听政,正考虑用什么方式起用苏轼,却接到两个重臣不约而同的推荐,她不高兴谁高兴呢?如果她夹带了一点私心,不便立即重用苏轼,那么司马光、吕公著的荐表,确实来得正是时候。

高太后下旨,任命苏轼知登州(山东蓬莱)军事州,掌军政大权。苏轼领旨谢恩,但在给朋友的书信中,表明他反应平淡:“一夫进退何足道。”他又得调整心态,撇下刚买的宜兴田,隐藏了苏东坡,而让“屡犯世患”的苏轼再度粉墨登场。

前路说不准。却总得上路吧。

举家调头向山东。

走了三个月,登州任上仅五天,新的任命复至:升苏轼为礼部郎中。全家人床还没睡热呢,又起程了。

不过苏轼动作快,五天干了两件大事:请求朝廷变更当地的军事部署,免除食盐专卖。后者源于他的一贯主张:民间贸易自由。盐、铁、酒、茶的专卖他都反对,而且走到哪儿反到哪儿,手中无权就挥动诗笔。他终极的政治理想是富民强国。

伟人的调头何其干净利落!归隐田园,以后再说吧。

他还抽空到海边看了海市蜃楼,写下长诗《海市》。

刚到京师,他升为中书舍人,在宰相手下干活。半年后,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,负责起草圣旨的工作,官三品,位在六部尚书之上。升迁如此之快,百官为之瞩目,苏轼自己也晕头转向。他刚五十出头,居翰林院要职,这不是明摆着要当宰相吗?中唐及北宋翰林院,均被视为储备宰辅之地。而苏轼具备宰相的才能,宋仁宗早就讲过,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司马光年迈,身体又不好,君实一旦退下,子瞻定会补缺……朝廷这些议论,其实对苏轼不利。返京不到一年,他成为舆论的焦点,关注的中心。于是拆台的小人应运而生,由小人的逻辑所推动,站到苏轼的对立面,百般与他纠缠。

苏轼回汴京三年多,避小人如避苍蝇。然而苍蝇一直盯他,围着他嗡嗡叫。

当时政局复杂。司马光主政,朝着“贤人政治”的方向努力,他德高望重,庶几能够控制局面。高太后支撑他恢复仁宗朝的旧制:毕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,治理国家有一整套成功的经验。司马光勤勤恳恳,几至呕心沥血,豁出老命要让国家走上正轨。不过他犯了一个走极端的毛病:尽废熙宁新法。他外表温和,内心与王安石一般固执。王安石的新法实施近二十年,有些明显失败了,却也不乏成功的例子,司马光一概推倒,有害于朝廷法度的连续性,不利于官员团结。朝廷各部门,许多官员是“熙宁人物”,他们嗅到了危险,必定联手反抗。   掌枢密院(枢密院在兵部之上)的章惇跟司马光正面为敌,毫不示弱。这个章惇也是北宋一大怪才,有时行事像英雄,有时直接是魔鬼。他敢当着太后的面对司马光大吼大叫。司马光称:免役法有五害。章惇上书几千言,力加驳斥,不给司马光一点面子。二人闹到太后的御座前,章惇竟然咆哮:“他日安能奉陪吃剑!”他牛高马大的,咆哮有如狮子吼,有记载说,连老虎都怕他。想必他剑术了得,要陪司马吃剑。这是单挑的意思,等于掷出白手套跟对手决斗。然而司马光面色凝重,不予理会。这位目光能穿越千年的历史高人,其“内力”哪里在章惇之下。

苏轼跟章惇是同年进士,凤翔曾有过交游。乌台诗案,章惇在紧要关头呵斥宰相王珪,苏轼一直铭记着。现在他十分为难。宰相府,枢密院,他两边走动,试图缓解政府首脑与军事首脑之间的矛盾。

更麻烦的却是:苏轼和司马光政见又不合了,不同意尽废熙宁新法。原则之争,苏轼不让步。当年反对壬安石,他位卑职小已经跳得很利害,眼下他位高权重,把司马光弄得非常头疼。议事每每不合,谈不拢,温公渐渐看苏公有些不顺眼了,“始有废公意”。

苏轼的性格也令司马光不愉快。大臣们聚集的场合,一般都听政府首脑讲话,苏轼却要嚷:温公不能让我等说几句吗?司马光回答:好,你讲吧,我不讲。

苏轼当仁不让讲起来了,司马光却慢慢朝屏风后或花园走去……  苏轼回家,犹自气呼呼的,半夜还在嘀咕:司马牛,司马牛!

王安石人称拗相公,司马光又是司马牛,苏轼怎么办呢?难办。

司马光执政不足两年,由于劳累过度,几乎是死在办公桌上。高太后大恸。雄心勃勃的“元祐更化”、大力推行的“贤人政治”失掉肱股之臣。她再有能耐,要镇住七翘八拱的百官、派系林立的政局,确实力不从心了。

荆公、温公都是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。而封建政权的格局,要么需要独裁皇帝,要么需要铁腕大臣,否则就镇不住朝堂,管不了百官。司马光去世,高太后痛哭,她哭的正是这一点。有学?者称高太后为“女中尧舜”,她有尧舜之心,却无尧舜之力。也许她真有过让苏轼当宰相的念头,但政治这东西讲究“势”,时殊势易,苏轼备受小人的围攻,“谤书盈箧”,她不得不摁下自己的、也许含有某种情愫的念头。

前面提过,高太后是苏轼诗文的忠实读者。而她年轻守寡,独居深宫若干年。苏轼每有新词,她必吟诵再三,安排宫中乐人演唱。事实上,这也是几十年来大宋皇室的一个传统,后来传到了宋徽宗。“文忠公”的谥号,是徽宗给苏轼的。

司马光去世的另一个后果是:攻击苏轼的小人空前活跃。以致高太后迫于形势,在京城之外为苏轼安排一桩美缺。此系后话。

公元1087年前后,也即宋哲宗元祜初年,苏轼在汴京日子滋润。他长胖了,有了肚子,放在今天可能二尺七八的腰围吧。他个头本不矮,照样有身材,有型。苏辙也做京官,高而瘦。两兄弟同受太后的恩典。两家人又住得近,常常抬腿就过去了,合起来有几十口之多。苏辙的妻子史夫人,生女孩差不多生了一打,每次分娩都格外紧张,巴望男孩儿,却又是女孩儿……苏辙说:没事儿,没事儿,女孩儿挺好的呀。

眼下的苏辙有了北方口音。苏轼一直讲西蜀的眉山话。

苏轼自创一种帽子,高筒,短檐,殊不知戴了几回,全城都流行起来了,呼为“子瞻帽”。京城的儒生,外地的考生,几乎没有不弄一顶子瞻帽盖在头上的。一般后生乃至中年男人皆仿效,逢节日,有时青一色的子瞻帽流动于大街小巷。皇宫里伶工演杂戏,两个优伶各戴子瞻帽,互相夸耀知识,小皇帝扭头看苏轼看了很久,高太后抿嘴笑笑。

司马温公之后,苏子瞻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名士。

他下班回家,有个摩腹的养生动作,下人开玩笑,说他的肚子里全是文章。惟有王朝云说:先生一肚子不合时宜呢。

苏轼大笑。

欧阳修之后,苏东坡又是公认的文坛领袖,书画宗师。门庭若市,车如流水马如龙,翰林大学士,如沐春风。宫中太监老往苏宅跑,太后的御赐之物一件接着一件,小到一包茶,大到一匹马。如此显贵的门第,能进去喝杯茶就足以炫耀于人了。士大夫的信条:能处富贵,能安贫贱。谁是楷模呢?当然是苏东坡。对寒士他有求必应,对达者也尽量帮忙。这些方面资料多证据足,宋人一千多种笔记,很难找到一种不提苏东坡的。

秦观、黄庭坚这样的大文人,不过是他的门下士;米芾、李公麟这样的大书法家、大画家,俱为他的子侄辈和追随者。高太后的女婿王诜、张方平的女婿王巩是他的忘年交、终身的好朋友。现存于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的《西园雅集图》,见证了北宋文苑艺坛的一桩盛事:画面上十六个人,全是名噪当时的人物,在王诜的豪华府第雅集,或书,或画,或弹琴,或与美姬交谈。穿黄色道袍居中而坐的是苏东坡,正运笔写字。身后名流闲观佳丽翘首。

  王诜有一房宠姬,名叫啭春莺,美艳绝伦,苏轼也为她倾倒,写《满庭芳》赞美她。王珪更有意思,他是名相之孙,名臣之婿,从小娇生惯养的,却因乌台诗案受牵连,贬到了岭南蛮荒瘴疠的柳州,一去十年,学苏轼泰然处之,居然做到了,俨然是苏门嫡传弟子。王珪的漂亮侍妾复姓宇文,名柔奴,一直跟随他身边,受苦受累毫无怨言。苏轼很感动,特为柔奴写一阙《定风波》,下片说:万里归来年愈少,微笑,笑时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?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!

此心安处是吾乡,原是柔奴的句子,苏轼身边的一个人默默记下,并与柔奴成了一见如故的好友。她是二十五岁的王朝云。

女子不变节,男人却能变脸:画《西园雅集图》的李公麟,后来露出了另一副嘴脸:苏轼倒霉南迁,他在大街上相遇却装作没看见,以扇遮面而过。苏轼一笑置之,不当回事。

  “吾眼见得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。”

就像一个快乐的人,看什么都快乐。

  苏轼在汴京的文字佳作不多。以前也这样。京师的富贵荣华,难以形成强烈的艺术冲动。写字画画倒常有。书画风雅事,于生命冲动的诉求比之文字稍逊一筹。他变成了文艺理论家,分析自己的作品说:吾文如万斛泉涌,不择地而出。在平地滔滔汩汩,虽一日千里无难,及其与山石曲折,随物赋形,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,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不可不止,如是而已矣。其余虽吾亦不可知也。

这段文字,是古典文论的经典。苏辙感慨说:“东坡黄州以后文章,辙虽驰骤从之,而常出其后。”

做弟弟的,怎么追也追不上。哥哥的身影永远在前边。

  苏轼说:“某平生无快意事,唯作文章,意之所到,则笔力曲折,无不尽意。自谓世间乐事,无逾此矣。”

这话值得玩味。写文章是与造物同游,描绘自然诉说人事,天风海雨汇于笔下,以一人体验千万人,等于让个体生命无限延伸。深谙各类世间乐事的苏东坡,把写作行为推向生存体验的至高点。

写作与语言同在,而语言是“存在”的家。语言隐藏着生活的全部密码。

  苏轼论画云:“论画以形似,见与儿童邻。”

绘画的变形、重神似,他是先驱者之一。

他写字用的笔、纸、砚、墨十分考究。索字的人太多,他不轻易动笔了。不过,朋友以至朋友的朋友,都知道他有两个弱点:一是见不得好纸墨,见了手会痒的;二是请他喝美酒,醉后必有醉书。比如送他南唐李煜常用的澄心堂纸,他必定眼睛发亮,呼笔墨伺候。他爱用的笔叫“张武笔”,现已无考。

翰林院有个姓韩的同事,更有绝招:凡事不面谈,专门给苏轼写信,意在得到苏轼的亲笔回信。

黄庭坚说:“蜀人极不善书,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,盖其天资所发耳。”

苏轼自己讲书法的感觉:“吾醉后乘兴作数十字,觉酒气沸沸从指间出矣。”

苏轼的书画真品,现珍藏于海内外的,约有四十六件。


9

元祜四年,苏轼出任杭州太守,锦衣玉食的日子在人间天堂得以延续。当年的通判,现在的龙图阁学士兼地方大员,飞黄腾达不在话下。重游西湖,“不见跳珠十五年。”但苏轼这个人,为官要做事的,决不会忙着去享受。他有巨大的名望,有高太后这样的后台支撑,即使做个享乐型的庸官,谁会责怪他呢?以官场进退术来看,他做庸官效果更佳,京城那帮争名夺利的小人将不复记挂他。相反,他做出成绩了,小人则不会放过他。他这种正人君子,一旦当宰相统帅群僚,贪官庸官将无地自容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。苏轼的悲剧,也许正源于此。

江南好山水,好茶好酒好女人,苏轼也欣赏,也享受,却严格限于忙完了郡务之后。杭州一年半,他治运河,开六井,浚西湖,筑苏堤,设“安乐坊”治病救人,惩治有官方背景的黑帮头目……在临安的地方志上写下了重重的几笔。他又张弛有度,忙里偷闲游山戏水,居然把办公桌搬到西湖边上,“欲将公事湖中了”。他跟禅宗大和尚佛印比试机锋,与江南名妓琴操较量顿悟,留下的佳话载入《五灯会元》,害得后世文人郁达夫专程到杭州,看完了八卷临安志,未见琴操一段情。

伟人的一年半,不得了。

当时西湖淤塞过半,苏轼连上奏折请求朝廷拨专款整治。而他的特殊身份“两浙西路兵马钤辖”,又使他能调动官兵协同十万民工奋战西湖。为赶工期,他不分昼夜地巡视在工地上,吃民工饭,喝民工水,一点不勉强。

杭州之有西湖,苏轼居功第一。命名,写诗,疏浚,堪称三部曲。难怪杭州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为他建生祠,家家户户供他的画像,“饮食必祝”——喝水吃饭皆为他祝福。

过了十年,吕惠卿守杭州,毁掉了他的生祠。

元祜五年,杭州洪涝之后又遇大旱,疫病流行。苏轼手头的宝贝药方“圣散子”派上了大用场。药价相当便宜,一服只收一文钱。苏轼率先拿出五十两黄金,带动富豪捐赠,办起了慈善医院,“千钱活千命”—这是他宣传圣散子的广告诗,浓墨写在安乐坊的大门前。

可惜他走后,安乐坊只维持了数年。慈善事业后继无人。

高太后召他还京,想委以重任。小人一蹦八丈高,拼命排挤他,官场推手,政治打手,有名有姓的七八个,全冲着他来了。像一群野狼驱赶一头雄狮。太后也无能为力。苏轼返京三个月,又带领全家人上路宦游了。

接下来的两年多,出知颍州、扬州、定州。所谓“二年阅三州”。三地各有建树,史料确凿,包括苏轼本人的诗文、书信和奏折。用勤政爱民这类词来形容他,再平常不过了。他爱民的冲动源远流长,有权无权都一样,只不过权力在手,作为更多而已。颍州亦有西湖,苏轼写下著名的五言诗《泛颍》。

颍、扬各半年后,朝廷告下:苏轼以兵部尚书召还。又兼端明殿学士兼侍读,做哲宗皇帝的老师。此前他已是龙图阁学士,一身而双学士,有宋一代的翰林院不多见的。高太后确实器重他,却未必出于私心,他在京城、在地方都干得那么好。苏辙时任门下侍郎,相当于副宰相。兄弟俱荣耀,“内翰外相”,有些官员非常紧张:这不是把持朝政了吗?苏轼或苏辙有朝一日真的当上宰相,他们必定没戏。于是,这些人条件反射动起拳脚,先下手为强。苏轼还在从扬州到汴梁的路上,种种诬陷就像箭一般飞向他了。

入京,他请辞兵部尚书,高太后倒是恩准了,却让他担任礼部尚书。他再辞,乞一郡,比如出知越州(今绍兴)太守,太后不允。苏轼惧怕谣言,可是有她在呢,一切替他担着。

苏轼硬着头皮上,专心一件事:做帝王师。

宋哲宗已长到十七岁,快要亲政了,但没有具体的时间表。小皇帝很不耐烦,每次上朝,太后在前他在后,他抱怨说:“朕只见她臀背。”这少年有心理疾病。凡高太后宠信的人,他都不喜欢。苏轼煞费苦心准备的教材,他听得心不在焉。侍读的地方叫迩英殿。教皇帝读书称“经筵”。苏轼教哲宗始于元祜初年,是小皇帝的老师傅了,却是越教越艰难。想让皇帝学习唐太宗,这发育迅速的男孩儿却迷上汉武帝:大权在握,后宫八千……哲宗小小年纪,对女色的经验已积累了不少,宫中猎艳频频得手。苏轼在这边绞尽脑汁,他在那边与宫女滚作一团。

苏轼只能仰天长叹。

子由劝哥哥说:大家尽力就行了,只求问心无愧。

而苏轼想得很远。

古代士人,做帝王师是他们共同的最高理想。教出一个好皇帝,胜做百年好官。

苏轼对哲宗一筹莫展。他身上始终有高太后的影子,他不可能去掉这影子。一切努力均被它抵消。偏执少年阴郁的目光,盯着影子不放,却又不明说。

苏轼晚年的命运被三个人所决定,一为高太后,二为宋哲宗,第三个是大魔头,稍后再讲。

大魔头现身之前,先有口齿锋利的小动物围咬苏轼,从元祜初咬到元祜末。此系史家公论,并不是笔者情感用事。贾易、赵君锡、黄庆基、张商英等十余人,因围攻苏轼而名留史册。乌台诗案之后又有竹寺诗案,神宗去世两个月,苏轼曾于扬州竹西寺题诗:此生已觉都无事,今岁仍逢大有年。山寺归来闻好语,野花啼鸟亦欣然。

皇帝死了,苏轼居然“闻好语”,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?小人拿这个说事儿了。当时苏轼从贬谪之地黄州复起,沿途访旧看田,心情不错,流露笔端,却让贾易赵君锡捏了把柄。事情闹得很大,高太后直接干预,苏轼才躲过一劫。

苏轼做地方官一般没事,回朝廷总有麻烦。

眼下他的一大罪名是:推荐蜀人及门下士做官,形成所谓蜀党。他结党营私。

元祜八年(1092年)的四五月,谏官黄庆基等连上七个奏章弹劾苏轼,小人反指伟人是小人,其中说:“苏轼天资凶险,不顾义理,言伪而辩,行僻而坚。故名足以惑众,智足以饰非,所谓小人之雄,而君子之贼者也。”

应当承认,这姓黄的以君子自居的小人,言辞功夫不差。

朝廷沸沸扬扬了,欲趋承苏轼者,转过身去磨刀。然而宰相一改平时的面团形象,站出来主持了一回公道。高太后趁势发力,罢免了黄庆基。

苏轼、苏辙逃过一劫。蜀人门下士雀跃欢呼。

可是天有不测风云,这一年的夏末、中秋,苏轼生命中两个极为重要的女人仿佛携手而去王闰之病逝,高太后骤亡。

高太后临终前,安排苏轼出知定州军事州。

苏轼在接踵而来的悲痛中起程。按惯例,他离京前要面辞皇帝,哲宗却找借口不见他。

苏轼仓皇出京赴任所。定州(河北定县)是当时的军事重镇,苏轼干了一年多,军政两摄,渐渐理出头绪。朝廷没动静,他安下心来。哲宗毕竟是他多年的学生,虽然离京时没见他,却命人塞给他一包茶叶。

苏轼品御赐好茶,品出了师生情谊。

一家子,就在定州待下吧。干到致仕的那一天,迁江南宜兴定居。苏轼还对朝云许愿,要带她去老家眉山看看,在二老及王弗的墓前上香烧纸。

前景看好,至少过得去。长子苏迈讨欧阳修的侄孙女为妻,并已踏上仕途,时任常州某县的县尉。

眼下的苏轼五十九岁了,也许再过半年就能退休。就他永远高涨的生活热情而言,退休后的生活更像生活……

这时候,那个大魔头现身了。

大魔头不是别人,却是苏轼近四十年的老朋友章惇。

章惇害苏轼,苏轼可能至死都想不通。

学者们也有疑问。章惇害苏轼,好像理由不够充足:这人怎么回事?专拿朋友动刀?他当年不是挺身而出救过苏轼吗?哲宗亲政,改元绍圣,清除了一批“元祜骨干”,本无意对苏轼发难。章惇做宰相,却把矛头直指苏子瞻。也许他的动机是除掉这个潜在的政敌、宰相位的竞争者。

章惇是蛊惑力极强的人,玩小皇帝于股掌之中。

章惇是父亲与其岳母私通的产物,一辈子心怀鬼胎。年轻时高大威猛,和京师贵妇鬼混,贵妇开玩笑提到他的出身,他立即翻脸要用绢丝勒死她。凤翔有鬼屋,几十年闹鬼,无人敢进去,章惇却进鬼屋住了三天三夜,屁事没有。鬼都怕他。苏轼曾拍着他的背预言:子厚日后能杀人!

殊不知,事隔三十余年,章惇的屠刀架到了苏轼的脖子上。

绍圣元年(1094年)四月,朝廷告下:苏轼“责知英州(广东英德)军事州”。

  按宋制,“责知”某地,马上就要起程的,不像迁升可以磨磨蹭蹭。一夜间全家卷铺盖。走出几百里,第二道命令又至:降为从六品官。走到南都城外,苏轼写信给朋友说:“某旦夕离南都……英州之命,未保无改矣。凡百委顺而已,幸勿深虑。”

果然,六月走到当涂,第三道谪命来了:苏轼,责授建昌军司马,惠州安置,不得签书公事。

苏轼被降为罪臣,六品官、两学士及相应的俸禄一律取消。

三改谪命,都是章惇所为。这个超级政治打手,出手异常凶狠,务必要让挨打的人趴下,再也直不起腰。苏辙同样被章惇赶出了汴京。   秦观、张耒、黄庭坚等“苏门学士”均遭贬黜……

苏轼面临着万里投荒。他的抉择是:带苏过一人远赴贬所,翻过大庾岭到惠州。苏迨带领其他眷属到宜兴去,和苏迈同住。家人不同意,但老人态度坚决: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家人哭成一团。惟独朝云沉静,她也决定了,和王珪的爱妾柔奴一样,随心爱者到任何地方,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!苏轼劝她没用。

苏家的几个家臣家妓,各得若干银两细软,各奔前程去了。

所有这一切,就像一台戏。

然而什么样的戏剧,能揭示出苏东坡的内心?

九月,过大庾岭。岭在今之江西省大余县南,广东南雄县北。号称大庾五岭,分隔内陆文明与南国炎荒。宋代不杀大臣,惩罚最重的,就是贬到岭南去。

五岭八峰一个多月,山中的遭遇一言难尽。

苏轼十月抵惠州,暂住合江楼,楼下是奔腾的东江。当地官员以礼相待。生活清苦,蔬菜缺,肉更少。惠州是个小城,杂居着汉族、客家族等,发音奇特,内地人听不懂。

  苏轼将息数日后,开始用他一向平和而又幽默的眼光打量周遭了。他在写给苏辙的信中说:“惠州市井寥落,然犹日杀一羊,不敢与仕者争买,时嘱屠者,买其脊骨,骨间亦有微肉……意甚喜之,如食螃蟹……”写信不谈别的,专说吃羊脊骨的方法,如何炙烤,如何用木针挑出骨间的微肉,给人美滋滋香喷喷的感觉。末尾却说,这么细致挑吃羊骨,“则众狗不悦矣”。

  佛印大和尚则写信来安慰他。这是历代高僧最著名的书信之一:子瞻中大科,登金门,上玉堂,远于寂寞之滨,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。人生一世间,如白驹之过隙,三二十年功名富贵,转盼成空,何不一笔勾断,寻取自家本来面目!……子瞻若能脚下承当,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,努力向前,珍重,珍重!

大彻大悟的和尚,也给了苏轼一份力量。

苏轼善于各方借力,不管是在书本上,还是在生活中。融会贯通中国学问的精髓,修炼成钢铁骨头,却不失血肉之躯。而这向来是佛教的两难,西方哲学家如叔本华的两难:无限的欲望导致无限的痛苦,倒不如冷却成石头。苏东坡不冷却,始终保持躯体的热度和柔软度。他甚至学会了向各种各样的苦难借力。

翻遍史籍,修炼到如此境地的,可能只有苏东坡。

  冬天,他移居惠州嘉祜寺。有一篇意味深长的短文《记游松风亭》:“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,纵步松风亭下,足力疲乏,思欲就亭止息。仰望亭宇,尚在木末,意谓如何得到?良久,忽曰: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!由是,如挂钩之鱼忽得摆脱。若人悟此,虽兵阵相接,鼓声如雷霆,进则死敌,退则死法,当恁么时,也不妨熟歇。”

这短文,当选人中学生课本。

  次年,东坡吃上惠州的荔枝了,欢愉之情掩不住,挥笔写到: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黄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?他和惠州人打成一片,源于两件事:一是造桥,二是种药。

连接东江两岸的原是一座简陋的浮桥,江流湍急,每年都有不少人落水,被浪头卷走、吞没。东坡建议修桥,惠州官府却苦干拿不出钱来。东坡写信给子由,动员弟媳史夫人拿出皇宫多年的赏赐。其实不需动员,东坡开了口,史夫人二话不说,拿出了价值数千金的东西,派人急送惠州。她手头就这点钱了。

桥成之日,东江两岸全是欢呼声,三日不绝,许多人喜极而泣:东坡先生早一点到惠州该有多好!

东坡写诗描绘盛况:“父老喜云集,箪壶无空携。三日饮不散,杀尽西村鸡。”而瞅着鸡血遍地,他又心生怜悯,为杀生感到难过。不得已,找到一句安慰自己的话:世无不杀之鸡……

惠州瘴毒弥漫,常有疫病流行,而当地人不大懂得医药。东坡率先种药,托人从广州买药材。居所前后种满了药材,就像在黄州的东坡种麦子。他又开方瞧病做起了郎中。经他带动,官府宣传,惠州从此药材渐多,郎中渐多。他还发明了“秧马”——种快速插秧的农具;他替广州人设计“自来水工程”,大大缓解了广州的饮水困难……

有人实在不理解他,“无病而多蓄药,不饮而多酿酒”,这是干吗呢?不是有悖人的自私天性吗?“劳己而为人”,莫非其中有啥见不得人的动机?东坡回答,他干这些事全是为了自己:“病人得药,吾为之体轻;饮者困于酒,吾使之酣适,盖专以为己也。”

苏东坡真像雷锋叔叔。

他又打坐,炼丹,做美食,酿酸酒,写和陶诗,真够忙的。

他试验独居,不与朝云同房,却感到十分艰难。反观他涉及私生活的书信,他和朝云的性生活是令人满意的。服从养生而尝试去欲,其动力是为了活着北归。

惠州府温都监的女儿温超超,因崇拜而热恋他,他软语劝慰。他和朝云外出转悠,有时单为避开这热烈女子。

北方的朋友们书信不断。陈慥致信说,要到惠州来看望他,他回信批评老朋友:“莫作女儿态矣。”

却有杭州的和尚名叫卓契顺的,从江南走到岭南,几千里路,只为送一封家书。卓契顺是佛印门下弟子,佛印为送信的事犯愁,卓契顺说:惠州又不是在天上。他揣了信就上路,奔走风尘到惠州,人都走变形了,见了东坡却没甚言语,一味地傻笑。在场的人无不抹眼泪,倒是东坡视为寻常,问卓契顺想要点什么。卓契顺说,想要一幅先生亲笔写的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。十几天后卓契顺返回杭州。一切平淡得如花开水流。

然而一朵鲜花却凋谢在惠州。

王朝云死于瘴毒。

东坡种了那么多的药,未能挽救她的生命。

  死前仿佛有预兆:她老唱“枝上柳棉吹又少,天涯何处无芳草”,唱着,眼泪直流。此后东坡终身不听不书这首《蝶恋花》。

临终前她口诵《金刚经》六如偈:“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,应作如是观。”

有着惊人美丽的王朝云葬于惠州丰湖之六如亭。后世凭吊者络绎不绝。去年我到惠州,拜谒朝云墓,为永不凋谢的鲜花献上一束鲜花。而惠州一位老教授,每周都去献花……

  且看东坡为朝云写的墓志铭:“东坡先生侍妾日朝云,字子霞,姓王氏,钱塘人。敏而好义,事先生二十有三年,忠敬若一。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,年三十四……”

  朝云感动了上帝,她死后第三天的夜里风雨大作,天亮,人们在她墓旁发现了五个巨大的脚印。东坡闻讯,带苏过亲往察看,干栖禅寺设供佛事,写《荐朝云疏》:“一既葬三日,风雨之余,灵迹五踪,道路皆见。是知佛慈之广大,不择众生之细微,敢荐丹诚,躬修法会。伏愿山中一草一木,皆被佛光……”

  三个月后,东坡为朝云作《西江月》:

  玉骨那愁瘴雾,冰肌自有仙风。海仙时遣探花丛,倒挂绿毛幺风。 素面翻嫌粉沉,洗妆不褪唇红。高情已逐晓云空,不与梨花同梦。?黄州多少欢娱……

惠州无限伤悲:“驻景恨无千岁药,赠行惟有小乘禅!”

人已去,美景空。

年逾六旬的老人,还能挺住吗?

苏过很孝顺,东坡给朋友的信中多次表扬他。老人的饮食起居,“独过侍之,凡生理、昼夜、寒暑所须者,一身百为,不知其难。”   东坡的三个儿子都一样,包括儿媳妇,包括他的朋友、学生,无不感染他的气息,受他的影响。伟人引力大、磁场强。

有趣的是,章惇派个与苏家有世仇的人到广州做官,借刀杀东坡。这仇人却变成了东坡的好朋友。

贬惠州的第三年,东坡在白鹤峰营造新居,打算长住。长子苏迈带着他的三个孙子以及苏过的妻儿到惠州来了。新居落成,官民同贺,一家子乐融融。

  此间东坡情绪好,又展露仙容了,欣然提笔:“白头萧散满霜风,小阁藤床寄病容。报道先生春睡美,道人轻打五更钟。”

这首小诗传到京师了,大魔头笑道:苏子瞻还这么快乐吗?贬他到海南儋州去。

一纸令下,全家人再次恸哭于江边。白鹤峰的新居刚住了两个多月。苏东坡携苏过从广州下船,行至藤州与苏辙相会,兄弟盘桓二十天分手,竞成永诀。子由此时贬到了广东南端的雷州半岛。“嗟余寡兄弟,四海一子由。”这份兄弟情足以成书的。本文省略太多。

东坡贬惠州,两年零七个月。

传说东坡过海,船上放着一副空棺。

儋州比惠州更荒远,《儋县志》说:“盖地极炎热,而海风苦寒。山中多雨多雾,林木阴翳,燥湿之气不能远,蒸而为云,停而为水,莫不有毒。”

长途水路颠簸的老人,到贬所病倒了。病稍愈,杜门默坐。他写到:“至儋州十余日矣,澹然无一事,学道未至,静极生愁。”

可是没过多久,他对这地方有了新的感受,《书海南风土》云:岭南天气卑湿,地气蒸溽,而海南尤甚。夏秋之夜,物无不腐败者。人非金石,其何能久?然儋耳颇有老人,年百余岁者,往往而是,八九十岁不论也。乃知寿夭无定,习而安之,则冰蚕火鼠,皆可以生……   东坡喜欢吃肉,但儋州无肉可吃。本地人吃老鼠、蝙蝠、蜈蚣。苏辙到雷州,因吃进去的东西又呕吐出来,体重骤减。东坡寄语老弟,说自己也能吃熏鼠了,体重反而有所增加。

蝙蝠蜈蚣之类,以老饕餮自居的东坡,大约也要尝尝吧?

他居住的地方是几间破官舍,比杜甫的茅屋更糟糕,不仅漏雨,而且漏树叶。有一天早晨在风雨中醒来,满身都是湿漉漉的黄叶。儋州太守张中实在看不过去,冒着暗助罪臣的风险,找借口用官钱修缮了破官舍。后来因此获罪,掉了官帽。

儋州人懒得开荒种稻,主食为薯芋,整锅煮,天天顿顿如此。吃惯美食的东坡尽量每顿吃饱。而岛上一度闹饥荒,海上数月风波险恶,琼州(今海口)那边的粮食运不过来。东坡父子练龟息法,将食量减到最低,朝初生的太阳做深呼吸,要将热能化为体能。这叫“阳光止饿法”,据说还有效。

居无所,食无肉,出无友,读无书,写字作画没纸墨……

张中又帮他,替他先容当地的黎族朋友,做翻译,沟通言语。东坡学海南土语,黎人学他用眉山语音讲的“官话”。时至今日,海南儋县仍有两个村庄讲眉山话。

东坡性好动,没朋友很难受的。黄州是这样,惠州、儋州亦如此。他终于有了几个朋友,其中像黎子云兄弟,几乎每天见面,你来或我往。有一天东坡外出串门喝下几杯酒,归家迷路了。当地民居看上去都差不多,家家户户的围栏一模一样,形同迷宫。他吟诗说:半醒半醉问诸黎,竹刺藤梢步步迷。但寻牛矢觅归路,家在牛栏西复西。

有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,常看东坡不眨眼,一日,忽然说:内翰昔日富贵,一场春梦!东坡从此亲切地称她“春梦婆”。

他沾酒就上脸的。小孩儿觉得他好奇怪,争看他,追赶他。他扭头一笑,诗已出口:寂寂东坡一病翁,白须萧散满霜风。小儿误喜朱颜在,一笑哪知是酒红。

他当然不甘寂寞:溪边古路三岔口,独立斜阳数过人。

海南常有雨,忽来忽去的。黎人送他斗笠和木屐,走路吧嗒吧嗒,斗笠遮去漫天风雨。昔日曾有名篇《定风波》:

莫听穿株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,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对所有的逆境中人,《定风波》宛如一颗定风丹。也无风雨也无晴,这境界不易学。它是人类巅峰人物的寻常体验。

当时有无名画家作《东坡笠屐图》,太感人了,观者欲掉泪时,却又不自觉地微笑。

孔子,庄子,陶渊明,连同一地风俗满目黎庶,全在苏东坡的身上。

道士吴复古,飘然过海看他来了。眉山人巢谷,和东坡自黄州一别十几年,从家乡起程,以七十老翁之躯,万里迢迢赴岭南。东坡富贵时,巢谷总是在别处。简单的行囊中又不知藏着什么类似“圣散子”的灵丹妙药。他决不能让东坡死于瘴毒。可他筋疲力尽走到了梅州,缓得一口气又向海南,却累死在新州道旁。东坡、子由闻噩耗,相隔数百里,同声恸哭。

巢谷亦如三苏父子,是眉山人永远的骄傲!

太守张中果然掉了官帽。一帮狗衙役将东坡赶出了官舍,父子几天吃住于污池旁。不得已,桄榔林下草草盖房子,东坡为之命名“桄榔庵”。黎族父老兄弟,数十人来帮忙,他们头上没有官帽,不怕得罪远在京师的凶神恶煞。史料显示:东坡在儋州,章惇也不放过他。“时宰欲杀之”,故事还充满悬念。

然而苏东坡居然开始讲学了,皇帝的老师,转而教诲黎家子弟。椰林深处书声朗朗。色土为墨阔叶作纸,课本却在东坡先生脑海中——这才叫脑海呢。大家这些人,只能叫“脑溪”、“脑河”吧?

苏东坡居海南,教出了海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:姜唐佐。这里却有辛酸故事:唐佐原是琼州人,过海求学,临走向先生乞诗,东坡写下两句:“沧海何曾断地脉,白袍端合破天荒。”并许愿说,等唐佐考上了进士再写后两句。后来唐佐高中,先生已在九泉。苏辙续写成篇:“锦衣不日人争看,始信东坡眼力长。”中国诗歌史,这悲喜故事绝无仅有。

好官张中要调走了,与东坡父子情深,迟迟其行。临走那一天,不睡觉,和东坡坐谈通宵。他原是军人出身,而兵学乃苏氏家学之一,言语投机,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朝廷又起变故。宋哲宗二十几岁就一命呜呼,大概纵欲过度,以身试那把东坡讲的“伐性之斧”。徽宗上台,章惇随之失势,也贬到雷州去了。弹劾章惇的谏官,是一个叫任谷雨的眉山人。

朝廷又想起了苏东坡。

公元1100年的六月,东坡得以奉诏北还,离儋州,黎人数百哭送于海边。惠州、梅州(子由贬谪地)、常州的亲人们也在哭,喜极而泣。


10

八月,东坡走到广西桂林,却传秦观的死讯。东坡最得意的弟子英年早逝,老师欲哭无泪,数日食不下咽。

一路伤心,慢慢将息。九月抵广州,逗留四十天上路,吴复古得讯追赶他。这个一生以道路为家的道士却死于道路。东坡旧悲未去再添新伤。

次年四月,抵江西南昌。南昌太守叶祖洽开玩笑问:世传端明(学士)已归道山,今尚游戏人间耶?东坡答:途中碰上章障,踅回来啦。   说章惇,倒遇上章惇的儿子章援,带着一封千字长信呈给东坡,言词诚恳,言下之意却希翼东坡登相位放过他父子。东坡就地回复,也是一封长信,提及章惇时说:“轼与丞相定交四十年,虽中间出处稍异,交情固无所增损也。闻其年高寄迹海隅……”书信背面还写了专治瘴毒的药方,荐与章惇备用。

耶稣是西方传说。东坡乃东土伟人。

六月中旬,船行于运河赴常州,两岸百姓上万人争睹东坡的风采。他头戴小帽,身穿小背心,坐在船舱里,环顾左右说:“莫看杀轼否!”  江南百姓,祝他早日做丞相,造福于天下。

官员中也盛传他将出任宰辅。

沿途赴宴。回船继续向常州。七月流火,船舱里异常闷热,东坡腹泻。老友钱世雄及儿孙在他身边。抵常州登岸,居城里一个朋友的家。他曾在常州买过一所房子,却听街上的一位老太太哭儿子不孝卖掉祖业。细问之下,方知原来他是买主,于是把房子退还老太太,购房款也不要了。

现在,病转沉重的东坡,住进朋友家。三个儿子迈、迨、过,环侍病榻。他长时间瞅着一幅画——李公麟为他画的像,旁边有他的题诗:

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?黄州惠州儋州。

这样的诗,令大家无言。一切说明都是皮毛。

十三日病况好转,次日又高烧,热毒大作。强撑病体写《与钱济明书》:“某一夜发热,不可言。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。细察疾状,专是热毒,根源不浅,当专用清凉药,已令人用人参、茯苓、麦门冬三味煮浓汁。渴则少啜之,余药皆罢也。庄生闻在宥天下,不闻治天下也。三物,可谓在宥矣。此而不愈,则天也,非吾过也。”

十八日,自知难起,唤三子于床前,说:“吾生不恶,死必不坠(地狱)。”

二十七日,恶化。杭州径山寺长老维琳赶来了,俯到他耳边大声道:“端明勿忘西方。”

东坡答:“西方不是没有,但个里着力不得。”

钱世雄喊:“至此更须着力!”

东坡闭目答:“着力即差!”

钱世雄还要问:“端明平日学佛,今日如何?”

东坡答:“此语亦不受。”

溘然而逝。

我不知道用什么可以形容苏东坡的死。我想起了恒星的爆炸,收缩成白矮星,演变成黑洞。

其黑洞般的精神伟力,足以吸引大家这个蓝色星球上的万物之灵。?

举国哀悼不消细述。东坡的弟子李鹰在祭文中说:“道大莫容,才高为累……皇天后土,知一生忠义之心;名山大川,还千古英灵之气!”?

东坡诗存二千七百首,词三百余阙,文数千篇。这要部分归功于宋代印刷术的发达。

北宋以后士人,没有不读苏东坡的。

尚有学术巨著《论语说》,后者不传,是中国学问一大损失。东坡读孔子,会读出一些什么呢?

我个人对苏东坡总的印象是:他能看见生活。

看见生活不容易,小到柴米油盐,大到国家历史。换句话说,他具有总体把握生活的能力,纵向千年,横向万里。

中国学问的核心要素集于东坡一生。这给当代留下了巨大而纷繁的研究课题。可惜对他的研究,常识结构趋于固化。

见叶不见树,见树不见林,是为病根。

无力从大处着眼,难免鸡零狗碎。

等而下之的是戏说,迎合市场的低级趣味胡编乱造。

拿什么做结束语呢?

海德格尔《什么是思想》一文中,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:

思想最深刻者,热爱生机盎然。


附:刘小川写苏东坡

在眉山,知道刘小川的还不是很多,但刘小川在国内已有很大的名声,正应了一句俗语:墙内开花墙外香。这次刘小川拿出了他的新作《眉山苏轼》,有识之士评价很高。眉山市委领导指示教育界、共青团、工会大力宣传这本书,借此奏响弘扬三苏学问的号角。

?在《眉山苏轼》之前,刘小川已经出版过长篇小说《苏曼殊》、《汉刘邦》、《暧昧》、《色醉》、《苏轼,叙述一种》、《老夫少妻》等。上海文艺出版社在继推出余秋雨、易中天之后,正全力推出刘小川的《品中国文人》系列。国内小说的领军杂志《小说界》从2007年第一期开始,一直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推出这个系列。国内最好的作家之一张炜先生认为“很有洞见”,并在百忙中亲自撰文,对这个系列给予非常高的评价。

?这个系列中就有一篇《苏东坡》。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写苏东坡了。第一次写苏东坡(《苏轼,叙述一种》)大约八万字,第二次写五万字,《眉山苏轼》将两个文本整合,也就十多万字。如此精练的文本,远胜某些“鸿篇巨制”。这就像历史上有名的那些战役,以少胜多,而为经典。前后两次写苏东坡,刘小川不重复自己,而是超越自己。几年前所写,已经让大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苏东坡,一个可亲可爱的苏东坡,大家已经领略了他的非凡笔力。现在他再写苏东坡,又有了新的视角,新的理解。他又看到了什么?他发现苏东坡是千年学问英雄,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全景式的生活大师。千年以来,还没有谁这样谈到过苏东坡。以苏东坡为范例,以古喻今,刘小川独特地说明了生活的完整性之于当下的深远意义。

?刘小川的这本书很好读,不同层面的读者都可能喜欢它。要做到好读并不容易。在刘小川之前,人们公认林语堂的《苏东坡》最好,但很多人都说不好读,不知是不是翻译的缘故。台湾李一冰的《苏东坡大传》,也是写苏东坡的大作,虽自有其长处,但半文半白的,内容又不免繁冗,仍属不好读之列。现在,刘小川来了一次挑战,结果做到了好读,魅力不让先贤,这件事值得大家思考。

?刘小川凭借什么看到了人们看不到的东西,又凭借什么做到作品好读的呢?他将一个高难度动作变成了简单动作,靠的是什么?靠的是一种驾轻就熟的能力,一种高手也难以企及的能力。这种能力又是怎么来的?这种能力最主要来自于他持久地阅读领悟西方大哲。他先容自己说,“三十余年读、写、思,未尝一日懈怠”,这就不是普通人所能为了。刘小川在西方大哲的引领下,将读、写、思持续地拢合在一起,三十余年下来,才成就了今天写苏东坡、写中国一流文人的刘小川。或者说,才练就了这个非凡的驾轻就熟的功夫。大多数写苏东坡的人都不具备“思”的能力,也就不具备驾轻就熟的能力。刘小川凭借“思”的力量,把迄今为止最具魅力的苏东坡带到了当下。也许林语堂、李一冰等人仅只是为苏东坡作传,所以思的气息和思的力量都不够。

?一本好书谁都应该读。在很多国家,好书完全是可以普及的。我这样说当然不是为了这本书的销路,只因为刘小川是一个有思想的作家,有担当的作家。他写苏东坡时闪烁出的那些思想火花,应该照亮更多的人。让更多的人成为有思想的人,有担当的人,这将是这本书和这本书的编辑持续发出的力量。

???????????????? ???????????你在我梦里2008.1.6于心远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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