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曾祺式的趣味

? ? ? ?浏览当代文学,汪曾祺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。小说、散文均有影响,不管专业领域还是民间读者,多年来一直拥趸无数。直至今天,一些文学讲座仍把他的几个代表作奉为圭臬;前不久出版家梁由之在博客提及汪曾祺,依然崇慕有加,乃多年来一以贯之,对梁这样一个傲骨轩然的人来说,这还真是稀罕。汪曾祺作品的魅力似乎超越了时间。

? ? ? ? 多年前,因为业内外各种溢美,我几次忍不住去找汪的作品来看。第一本是《草木春秋》——一本散文随笔集,是汪过世后其后人编选的代表作合集——看了却只觉得失望,印象是典型的文人趣味,花草树木的品赏,吃喝玩乐的雅兴,一路秉承古文人的遗风而来,一直聊而一直无聊,且写得满,实,不清气,甚至几个结尾雷同,如《昆明的雨》,以“我想念昆明的雨”作结,《咸菜茨菰汤》,以“我想念家乡的雪”作结,如小学生作文,一种幼稚的重复,实在难符其名。

? ? ? ? 曾有人将文人与作家区别,后者指更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的写编辑,而前者更多耽于趣味性。举鲁迅兄弟为例,鲁迅是作家,周作人则更适合称文人,尽管早期也曾参与时代的各种话题。汪曾祺作品亦然,沈从文晚年汪赠诗于他,中有“玩物从来非丧志”之句,志趣可见一斑。文人趣味是个人选择,无可褒贬,但我不解的是何以博得如此大名?厚厚一本《草木春秋》,只有一篇《泰山片石》份量相若,文中说,“我是写不了泰山的,因为泰山太大,我对泰山不能认同。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。……我承认伟大的人物……是人里头的强者,这是毫无办法的事,”这里有编辑对于天地和自我的确认,诚恳真切,令人动容,有立场也有境界。另有几篇忆人的散文有史料价值,仅此而已。

? ? ? ? 《泰山片石》中他还说,“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微小……更进一步安于微小,安于平常。”其实这是汪曾祺贯彻一生的写作意旨,大名之“大”是外人的施与,他自己其实只认可“小”。汪曾祺“老来红”于上世纪80年代初,主要源自几个代表性的短篇小说。在伤痕文学、寻根文学乃至稍后的先锋文学竞相峥嵘时,他独辟蹊径,以十分平和的视角,从描写小人物、小事情入手,摹写市井俚俗而颇得妙章。在“宏大叙事”还占着主流、意识形态氛围依然浓郁的当时,这些短篇小说的出现,为文坛和万千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:从抛开时代的“大”中择出一些有意思的“小”来,这成就了汪曾祺独有的文风。

? ? ? ? 重读这些作品,发现它们的确有一种在当时颇为难得的人本意识,如《大淖记事》里对“东头”生活的描写。老锡匠告诫侄子不要和“东头”的人来往,原因是“和大家不是一样的人”,“婚嫁极少明媒正娶……媳妇,多是自己跑来的,姑娘,一般是自己找人……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好,还是恼,只有一个标准:情愿。……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‘风气不好’”,故事最后人们还是为“风气不好”的“东头”人所折服。这里有对人类生于天地之间那种原生态生活的肯定和悦纳。又如《受戒》中写到民间小庙的出家人,“他们(和尚)吃肉不瞒人。年下也杀猪,杀猪就在大殿上……跟在家人不同的……是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‘往生咒’”,是对宗教世俗化生活的认可,体现出一点:唯有人,才是人世间唯一的主角。这大概也是汪曾祺当时获得人们特殊喜爱的主要原因,作品中渗透了一种在当时颇为难得的人本意识。

? ? ? ? 从这几个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不难看出其师沈从文的影响:跳出时代的主流而坚持自己的路线,写出不局限于具体时代的人物和生活。文学毕竟是人学之一种,它不应服务于任何现实的机构乃至思想潮流,而应有自己独立于时代的价值追求,从而具备了超越性特征:立足于追求永久的艺术和表现永久的人性的立场。这是汪曾祺小说的另一种“政治正确”。然而并不因为这个,以及局部技巧上的熟极而流——诸如方言的熟练运用,小说后半部分结构的精巧——便足够。

? ? ? ? 从小说的艺术性来讲,《大淖记事》、《受戒》、《岁寒三友》、《异秉》等作品独出心裁,有其巧妙灵动和手艺匠心,但说到底不过是小巧,因仍停留在他那“玩味”一路。一个人的趣味性,不加节制地施之于小说细节难免成为弊病,如果说玩味态度无妨于散文,却未必适于小说。汪曾祺的趣味性却几乎贯彻在每一个代表性的作品中,如上面所提,小说前半部分多是不厌其烦的铺陈,纯粹趣味化的铺陈——称之“铺陈”,是因为大量对于俚俗常态的描写,基本停留在对现实的平面摹写上,如《异秉》里对王二熏烤摊子以及保全堂药店“后柜”的描写,极尽罗列之能事,在一篇统共六七千字的小说里,这两次罗列各用去近千字篇幅,且这2000字的描写大部分与主题关系不大,纯粹编辑私人趣味的投向。散文罗列,或可称意趣;小说罗列,尤其在篇幅小巧的短篇,实在无益且浪费。直至后来这成为他小说的格式化特征,即前半部分基本没有故事的推进,只作大量铺垫,东家一笔,西家一块,如绣像如剪影,只是一些平面的铺排,是过了中间部分人物和故事才慢慢变得立体,有“活起来”了的感觉——即便他最好的作品,也难脱一种技术上的格式化。

? ? ? ? 汪曾祺跟沈从文的不同也是明显的,沈从文仍然是“诗歌的”,他的文学审美,对于故乡人物的摹写带一层轻雾似的光——有人说《金瓶梅》是彻底的现实,而红楼梦则是现实之上还有诗歌——沈从文也是,比如《边城》,《边城》的美有一种现实上浮动的光晕,一种诗化的生命的忧伤;汪曾祺则是彻底的俚俗(不是作品俚俗,而是编辑在作品里把玩俚俗),在俚俗中得趣味。汪曾祺是踏实的,安定的,自足于现世(避开了政治现实却完全踏入世俗现实之中)的,至少从作品来说如此。然而一个彻底相信世俗现世的人,“现世”就容易成为信仰,成为“宗教”……也是至此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在那些短篇中不厌其烦的“铺陈”下去。自足于现世可触摸的世界,就不会蹈向写编辑常常陷入的终极虚空,但也丧失了超越与升华的任何可能性,这一点在《受戒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,编辑对和尚世俗化生活的认可以及谐谑,不乏对精神性信仰的颠覆——当然那的确是宗教世俗化后的现实。我注意到,在人生的最后阶段,汪曾祺文字里终于透出一个“现世”者对于人生终点的忧惧,这与他前期闲适、笃定的文人趣味背道而驰,实则与他的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,因为陷在“现世”里了,失去了任何一条其他的出路与可能。

? ? ? ? 无可否认,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有其精巧、微妙处,如古玩玉器,一种雕琢后的精致,但那是用以把玩的,因缺少一种内在的虔诚。耽于铺陈,耽于现世,耽于俚俗,所以这些作品的缺陷是明显的——这样说未免挑剔,但冲着名家,平常人总似乎有挑剔的权利,尤其发现这盛名下的实际并不很能说服人的时候。

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于2015.11.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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